京城節日

在北京，很容易感受到聖誕節的氣氛。住所下的的更亭，佇立了一塊黑板，上面用紅白綠的粉筆畫了聖誕老人與聖誕樹的模樣，還寫上聖誕快樂的字句，署名是社區的誰誰誰。 在食肆，無論是傳統中菜或蒙古火煱，服務員都戴上聖誕帽，紅色的有白波波在末端那種。街上有小販買聖誕帽與聖誕裝飾。擠在公車上，人們的手提電話響起，不約而同說「聖誕快樂!」「節日快樂!」什麼的，說得挺輕鬆隨便，還討論要到哪兒渡假和吃大餐去。 聖誕對內地的人而言是商品和身份的象徵，沒有滲進任何宗教原素。沒有在京城見過耶穌。也沒有聽過(是閱讀過吧，我普通話都不靈光!)將宗教與聖誕扯上關係。 這是否城巿的普遍現像﹖今天看報紙，美國愈趨多人說「節日快樂」而不是「聖誕快樂」。連父親也要連續三天與家人「共渡佳節」，女兒外出不與家人歡渡便板起了兩天臉孔 –我們沒有像外國人般習慣在聖誕節圍在一起吃大餐團聚，而他根本不是教徒，! 如果是慶祝節日，而宗教意義已不重要，其實在哪天「慶祝」這個「節日」根本不重要，這是不是「節日」也不重要。幾天假日只是城巿人的借口，好聽點是一舒整年工作的疲勞，現實點則是購物與狂歡的時機。 那天看新聞報導，平安夜的尖東海旁的年輕人在倒數聖誕來臨過後已蠢蠢欲動，看見兩個衣著打扮奇異的女子出現(實則只是COS-PLAY)便起閧，得勞動警察維持秩序。做得出如此低劣新聞的香港電視台只此一家。但年輕人動不動起閧尖叫，無時無刻在玩倒數，只能老土說一句時下年青人的文化是何等淺薄，心靈是何等空虛，以致要倒數喧鬧、以聲音來肯定自己的存在，與確實自己在特別的日子裡做了有意義的事。與京城人被置於空宗教環境卻在空洞地慶祝宗教節日同等荒唐! (如此感謂，實在太不「時下的年青人」，也太「老了十年」。)

Lines on the ground. 

A closed and silent world. 

Lavendar latte.  

Home made breakfast in a cold winter. 

Miss Lee趕不上回家的飛機

2004/12/24，平安夜 一客薯條$38我也得吃，因為我趕不上飛機，在那空無一物的北京機場滯留了三個小時。 我給北京的朋友打電話，竟急得哭了起來。 因為那公路又堵車。我在車上還想好像電影的橋段般，航空人員讓我最後一刻衝進機艙。但沒成功，因為我買的是便宜的機票，沒法子轉去其他航空公司。我連保險也沒有買。只有三個小時後的飛機有空位。Check-in完了，我完本要乘搭的那飛機還沒有開走! 想，我會不會陰差陽錯上了一班我本不該上的飛機，然後在空難中死掉﹖ 我不想死! 在公車上，我還告訴自己，要隨遇而安啊，飛機走了，掉頭回去，第二天才回港。反正早兩小時遲兩小時回港，我最後還不是倒頭便睡。 朋友叫我不要哭。我怎麼知道自己會哭﹖打完電話，我到洗手間再哭了十分鐘，反正時間多的是。 突然間，我變得這樣軟弱。 如果我就這樣死掉了。我很害怕。 那現在我可以寫下，我的最後午餐是羊排意粉。最後晚餐是$38的薯條。 我本來是不想在什麼也沒有的機場呆坐，才慢條斯理的離家去機場。反倒要多呆了五個小時才回得到香港。 在這空無一物的飛機場，連售賣電話卡的櫃台的服務員也下班了。據說是因為電話卡賣完了，所以下班了。但說實的，在北京機場三次，我從來沒有見過那些櫃台有服務員! 走進商務中心，可愛溫柔的服務員細心為我安排電話服務。我想自己的樣子必定荒亂，哇哇叫的告訴她我必要致電回家，因為我趕不上飛機。我在找朋友的電話號碼，銀包、手提電話、電話卡撒滿一桌子。服務員提醒我要小心保管財物啊，還給了我一個溫婉的微笑。她想必以為我年紀小。我打電話時眼圈都紅了。 北京怎麼是首都呢﹖除了arrival那裡有新開的Starbucks外，便什麼也沒有。Starbucks是蝗虫，為什麼沒有闖進首都機場的departure hall!?在departure候機，無無聊聊，又不可遲到check-in(看我今次便知道了)，只要價錢非常昂貴的餐飲與名牌貨。如果在香港，我可以吃Burger King、味千或Starbucks，有好多好多雜誌可以買來看，也可以去做腳底按摩!到吃完那$38的薯條，晚上七時，我看著首都機場那書報店徐徐落下大閘! 所以，有很多人有同樣的感覺。回到香港機場，感到溫暖。

為什麼莊子這樣難﹖ 　 自從莊子提出「逍遙」的理想之後，就好像在漆黑的暗夜裏舉起了火炬。此後，此一光點，就成為了中國文化後面的希望。在孔子之外，還有一個若隱若現的莊子。絕望的讀書人，無路可走的時候，總會想到莊子。　 但莊子的光芒，同時引來大量昆蟲。在有意無意之間，昆蟲鼓翼，盡量遮掩光線，中國人要想看到一個真的莊子，極端困難。　 大量似是而非的後加理論，把莊子淹沒。何謂「逍遙」﹖後加的理論以為﹕取消壓力，就是逍遙。只要肯退。退隱也好，退縮也好，能縮頭處且縮頭，識得鑽營，識得保護自己，就長命百歲。這是有利封建統治的哲學。眾龜縮頭，天下太平。但太平是以落後為代價的。落後無法應付挑戰。所以荒災和飢餓，是太平中的常見現象。而外患也很快就到了。 [文﹕李察] / 明報

你說，我們的政府發生了什麼事﹖

你說，我們的政府發生了什麼事﹖ 鍾麗幗事件。王永平說他沒有批批准鍾麗幗幫地產商做西九的發展項目 - 但王永平沒有解釋為什麼公務員事務局這麼罕有批准鍾麗幗離職四個半月便轉投私人機構。批了便批了，說沒有批准她做特定項目，只是在強辭解釋。 朱楊珀瑜事件。她拒絕續約，因為政府太遲與她商討續約問題。好像聽到電視新聞引述她說，她是從報紙得知自己獲續，而且只獲續半年，她不夠時間推行政策，政府也太沒有誠意。 政府沒有誠意，這不是第一次。應留的不留，惹火的又攬上身。 先前還有曾蔭權就西九事件發。唐英年就貧窮問題發火。李國章就小班教學發火。老董卻失踪了。

贖罪

銅鑼灣仍然人山人海。我在穿梭著。社區組織協會在籌款。手裡增添第一個購物紙袋時，協會的義工伯伯手裡拿著一個小禮物盒走過來勸捐。我微笑一下便走開了。每天募捐的人太多，我失了那份捐助的心。現在連買旗也提不起勁。手裡增添第二個紙袋，兩個婆婆迎面而來，我低頭走過。她們吃的檸檬也不少吧。三越的法包賣完了，唯有穿越人群走過崇光。 馬路上，「人肉橫流」四個字浮現腦中，我也不知是否用得準確。我記得每年只會想起「急景殘年」，那是從白先勇處學回來的。聖誕掛飾已滿舖整個城巿，但還沒有急景殘年的感覺。畢竟在這個年代，那天不是消費購物滿載而歸﹖ 見到協會的婆婆擠在馬路邊，頭兒向四面轉，為尋找一個善長。你知道銅鑼灣的馬路邊是什麼光景嗎﹖那個是無法思考的位置。在那路口上，我每每忘了身在何方，只能盲從人流任由腦袋指揮雙腳飄浮到路的另一邊。 被夾在女仕們的名牌手袋群中(我也有一個，我也是這個那個不知名的女仕)。拿著第三個膠袋裝滿了牛奶麵包莎樂美腸。母親總說我吃得太奢侈。我在尋找婆婆的踪影。她單獨站在人群中，讓人群從身邊轉過。我說︰「阿婆，多少錢﹖」一邊把她拉離人群。「二十。」我掏出紙幣，像贖罪一般。我終於覺得沒有白白拿著手上那三個購物袋。阿婆祝我「一路咁好運」。我拍拍她的肩膀。我只是在贖罪。

有關梁文道與紅灣半島 - 朋友的回應

梁文道說紅灣半島事件，發展商在道德上不道德。 看來反對紅灣半島的個人、與壓力團體已經不能夠從法例，環保等等理由下，去反對紅灣發展商重建計劃；道德上的不道德其實在各層面上已經洋洋大觀。 孫公明揚在沒有諮詢下，與紅山發展商更改土地契約；是香港土地法例上的不道德交易? 或是為了與發展商息事寧人，換取政府對市民的道義上責任? 從合約上白紙黑色，去執行法例准予行動，是在不道德合約中的合法決定去完成不道德結果? 香港市民每天提供數以百萬噸廢棄物於堆田區，市民有為所居住的小島嶼負起一個道德責任? 對三座新鮮未入伙樓宇進行拆卸，無論在娛樂性，新聞性都比較任何環保團體，日復一日所宣傳的環保意識來得強烈。拆卸紅山換來的環保問題，與香港市民於公眾假期，在各大少郊野公園所遺留下的廢棄物；道德在環保上會是一步笑百步? 舊調重彈會是批評香港事務的慣例。事件會像每日新聞，首映電影，流行話題地流傳至廣；直到下一輪城市焦點出現前。我們可以想像拆卸紅灣半島當天，電視新聞會以現場直播報導事件發展。還會有環保團體到場示威阻止進行拆卸工程。 我們要以嚴肅態度對待社會道德問題? 或是抱住看「秀」心態來對待社會道德問題? 大家都聽過青蛙與溫水的故事? 故事不應該只是政治寓言；因為有怎樣的人民，便會受怎樣的政府管治。青蛙可能不是我們，溫水也可能不是社會、政府；如果青蛙是社會、政府，溫水是香港市民?

Tsing Hua University, Summer 2004. 

香港人不喜歡李嘉誠﹖

紅灣半島是厭商主義的一塊溫／ 文﹕梁文道 / 明報 2004/12/8

前幾日坐的士，與司機閒聊，他說有一天他那11歲的兒子突然對他講﹕「阿爸，原來我們每日都給李嘉誠賺我們的錢。」我於是問他﹕「那麼你的兒子是否很佩服李嘉誠呢﹖」司機回道﹕「梗係唔係啦，佢都覺得太誇張，我們邊有得同李嘉誠鬥。」其實，幾個超級富豪在香港擁有廣大的事業範圍，天天賺得許多市民的手中銀紙，這根本是我們在97前就曉得的事實，有什麼好奇怪的呢﹖

怪的是同一個李嘉誠，以前我們都稱他為「李超人」，崇仰他的白手興家，學習他的致富妙法，尊敬他的無上地位，為什麼現在竟成了一個11歲小兒口中「可怕」的人物呢﹖　 其實只要對市井民間的閒談敏感一點，就會發現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一種對大地產商和大財團的不滿情緒正在逐步蔓延，逐日升溫。今年的七一遊行，出現了過去30年來少見的標語、口號和單張，那就是以商人為目標的攻擊性指控。有的要揭穿「官商勾結」，有的反對「地產商治港」，還有的要打倒「巨富壟斷」，一些往日人人推崇的名流，竟然成了過街老鼠。這樣的氣候轉變，恐怕不是一句「憎人富貴厭人貧」解釋得了的，畢竟港人曾經「厭人貧」但卻從未公開地「憎人富貴」。 經濟環境轉變，貧富差距拉大，多了一堆有樓階層變成負資產，這都可能是社會上集體心理轉變的原因。數碼港和紅灣半島等政府不當措施，自然也是絕佳的助燃劑。但商人巨賈們的言行，又是否也有過當之處呢﹖香港支持泛民主派主張的市民，眼看幾個議員上京難如登天，另一邊則是富豪輪番上京握手，回來又叫大家「最緊要穩定，別搞亂經濟」，會不會心中有氣呢﹖香港人從過去覺得成功的生意人必定幹什麼都無往不利，到經歷了董建華的兩屆特首任期之後，懷疑起所有「商人治港」的合法性與公平。一種前所未有的「厭商主義」正在成形，從集體情緒變成意識形態，如果政府和商界不夠敏感，不妥善處理，恐怕就會在紅灣半島和西九事件之中，引爆起一股社會風潮。 圍繞紅灣半島的爭論，已經從針對財團改到追擊政府之上了，但這並不表示新世界和新鴻基兩大發展商就此逃過大難。因為只要政府受不了壓力，終於要向發展商追補地價，而發展商與政府被迫來一場世紀大官司的話，整個社會輿論的壓力，又會一面倒向財團身上了。在這個緊要關頭，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實在已不只是抽象的形象公關，而是它們還能不能繼續享有穩定的發展環境的問題了。 說到企業的社會責任，許多論者採取典型的市場自由主義立場，認為紅灣半島的產權既然在發展商手上，它們實在有權合法地對它進行任何處置(包括拆卸)。而拆掉紅灣半島，改建豪宅以牟取更大利潤，不只是企業的天職所致，也是對股東利益負責的表現。換句話說，財團拆紅灣半島是道理，不拆就真是賠本的大人情了。我無意在此開展複雜的哲學討論，但還是有必要針對這種說法提出兩點簡短的回應。　 首先，產權的確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基石，在香港更是沒有多少人會懷疑產權的神聖地位。且把關於產權概念的複雜討論放在一邊，我們只需提問作為基本人權之一的產權，是否必然優先於其他人權呢﹖以紅灣半島為例，拆除它是其擁有者的權利。但如果這個行動與附近居民享有寧靜環境和清新空氣的權利相衝突﹔如果這個行動會浪費人類生活環境的共同資源，傷害了社會公益﹔由產權保證的行動是否必然可以接受呢﹖事實上，相對於其他基本人權和公認的社會公益，產權不必然有先驗的優先性。 其次，在自由主義的價值觀裏，每一個人只要在不妨害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自由，去追求最大的福祉。抽煙如果可以使煙民感到幸福，煙民本來就該有抽煙以求取幸福的自由。但是他抽煙這個行為，卻會妨礙了其他人呼吸清新空氣以求身體健康的自由，而正好其他人可能覺得健康是他追求的幸福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才會用各種法律手段去限制抽煙這種行為。　 企業追求股東利潤極大化是理所當然的，只要它的行動不會妨礙其他人的基本自由的話。現在我們沒有法例規定發展商不可以拆除沒人住過的嶄新樓宇，所以拆紅灣半島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拆紅灣半島會妨礙其他人的自由的話(比如說享受良好環境的自由)，那它至少是不道德的。合法的未必總是符合道德，例如貪污大家都覺得很不道德，但如果沒有制裁貪污的法律的話，它就是合法的了。 我們反對拆除紅灣半島講的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如果拆紅灣半島根本違法，我們也就用不反對了。而道德正是企業倫理的核心所在。如果香港的大地產商一方面堅持企業行為是道德中立的純經濟活動，另一方面又讓人覺得他們在經濟領域以外，還有大得不成比例的政治影響力的話，就只會更加激起香港市民的「厭商主義」。所以紅灣半島事件不能只是從商業角度去看，還必須顧及企業責任的道德角度。財團也許以為自己又是單純的經濟法人，但他們其實也是要倚賴社會環境來展開經濟活動的社會角色。

你有看過旺角朗豪坊的Cyber Image Girl嗎﹖

我沒有去過朗豪坊。我是不會隨便去旺角的。那裡的感覺太污煙瘴氣。去完旺角，多少面油紙也不能擦淨我的面容。

朗豪坊開幕之前，媒體猜測這座龐然巨物坐落舊城將會帶來轉變。短日子，未見功，只知警方常常派人掃蕩附近的紅燈區。政府望朗豪坊能幫忙整頓該區，政府也做做戲交功課互相配合，總之雙方都冀盼朗豪坊會將旺角高級化。

早幾年已近朋友說銅鑼灣已「旺角化」。說的是兩區的人頭湧湧、人群混雜(中環的人群是很純正的 - 純正地上等)，來自全港(甚至全國)，金毛愈來愈多。銅鑼灣已不是我小時候的港島人出沒點，而是已擴大為香港名勝。

近日在港島巴士車身與銅鑼灣地鐵站，看見朗豪坊的Cyber Image Girl，穿著像泳衣的衣服，在搖曳長髮，手指輕勾，在說︰「還在銅鑼灣﹖」，言下之意，銅鑼灣，out，旺角，in。你仲唔去朗豪坊﹖

可是這個Cyber Girl的形象，正正是警方要掃蕩的旺角舊形象! 那種低俗的意淫，與旺角三教九流的形象不謀而合。但地產商的宣傳品味，脫不了旺角的往日種種，又如何期望朗豪坊會將旺角變得令人耳目一新呢﹖

況且，當一個社區由地方性變成區域性，其地位是很難被取代的了。如尖吵咀與中環是分廷抗禮，而不是互搶烽芒﹔尖東始終取代不了尖咀，而銅鑼灣與中環的分工始終是明顯的。

更好笑的是，朗豪初開業，已發生食肆無牌經營與食物中毒事件。朗豪未能一鳴驚人，要大展拳腳，請快快另擇吉日。

氣味

調景嶺是陣陣的煙味。 每天步出地鐵站，人群的聲浪雖不刺耳，但香煙的味道一直伴著我，足足十分鐘的路程。 看看迎面而來的是什麼人。印巴藉人士、染金毛和皮膚黝黑的地盤工人。偶而飄來一陣庸俗的香水味。 氣味體現了調景嶺的社區。那是以勞力建立起來的社區。低收入人士被編配到這裡的公屋來。常常在路上聽到母親沒耐性地喝罵幼兒的聲音。沒有見到外藉庸工帶著幼主逛超巿，只有口音不地道的新來港婦人。 你能想像這些怎樣的社區嗎﹖

通識教育，由拆卸紅灣開始(節錄)

通識教育由拆卸紅灣開始發展反思能力 打造批判基礎 (嶺南大學，許寶強) 紅灣半島的發展商新創建和新鴻基於11月30日在報章刊登的跨頁廣告開宗明義指出：「政府當年因大量建屋的需求，將這幅臨海黃金地段撥作興建私人參建居屋，今日從香港未來發展所需來看，是錯配了土地資源。」 引伸出的一組探究式問題是：發展商所謂的「香港未來發展所需」具體是指甚麼？為什麼「臨近黃金地段撥作興建私人參建居屋」是「錯配了土地資源」？錯在什麼地方？是否「臨海黃金地段」只能興建豪宅？ 引伸的問題是：為什麼居屋的標準質素一定要不及私屋？誰人決定的？為什麼紅灣一定要達到所謂私屋的「應有水平」？不及這水平就沒有人願意買嗎？沒有人願意住嗎？如何解釋過去的居屋都各有其主？廣告又說︰「再發展紅灣能夠真正體現地盡其利，物盡其用的精神。不善用香港珍貴的土地資源是重大的浪費，扭轉土地錯配亦是向下一代灌輸若有錯誤，應有勇氣予以修正的珍貴精神。這也是我們作為負責任上市公司向股東交代的應有態度。」 什麼才算「善用」？原居屋單位較豪宅多是否「善用」？負責任上市公司除了向股東負責，是否還要向社會負責？向下一代負責？如何才算向這些股東負責？ 紅灣發展商指出95%的清拆廢料，將可循環再用，這種說法有根據嗎？我們或可讓學生看看下列的報道︰「土木工程拓展署官員說，香港有設施將拆建物料再造碎石，常見用於路底基層物料，由於路基須以不同體積的碎石混合，確保沒有空隙，若紅灣全數被壓成2立方毫米的物料，反而難以大規模使用。 對於發展商表示會將物料運往內地，本港市場如有需要，可運回本港填海。該署官員說香港缺乏填海工程，政府前年在屯門38區設立填料庫，暫存沒有出路的拆建物料，至今累積接近量約1000萬噸，預計到明年底便告爆滿，現時餘下約兩成容量(200多萬噸)約可容納紅灣所有廢料，卻會縮短填料庫壽命。 資料顯示，自填料庫設立，至今只生產了再造碎石約39萬噸，供工務工程使用。」(《明報》30-11-04，A03)發展商說能創造2000職位，但「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蔡振華表示，按照新創建公布的清拆方式，每幢樓宇約可聘請100名一般技工負責拆卸木門、鋁窗等內部裝修，7幢樓宇共聘請700人，需時1個月便可完成。」(《明報》30-11-2004，A06)發展商說以油壓箝拆樓減少噪音等方法為「全港最全面的建築環保計劃」，辛佩蘭於《香港經濟日報》(30-11-2004，A26)指出「另一環保拆樓法，是天惠工程2000年為房屋委員會拆沙田愉翠苑2幢『短樁居屋』……天惠運用半切割方法，將樓宇石屎逐件拆下，有說這種技術比『紅灣』發展商建議用的『油壓箝』更靜，不過價錢也比『油壓箝』貴4至5倍，時間也較長，以愉翠苑為例，2幢30多層高樓宇，成本要2000多萬元，拆卸一幢需時9個月。」 發展商指出，負責拆樓的金門建築信譽良好，但《蘋果日報》(30-11-2004，A02)指出︰「金門的環保紀錄並不理想，今年2月，法庭裁定金門沒有依照建築噪音許可證的規定使用機動設備，罰款50,000元；去年12月，金門亦因為沒有依照『塵埃規例』進行規管工程，被罰款7500元。」發展商說廢料可運往內地循環再用，「但根據『廣東省廢物進口環境保護管理規範』，內地接受一些可作循環再用的原材料廢物進口，合共10類，包括有木品廢料、紙板、紡織品廢料、舊五金、電器等；但當中未見包括碎石屎，同時又強調電器廢料不包括廢空調器。」(辛佩蘭，《香港經濟日報》01-12-2004，A26)而「一名拆樓工程承建商表示，內地二手市場是否會承接這類廢料，要視乎質素及地區而定」(《香港經濟日報》，30-11-2004，A26)。 支持發展商拆卸紅灣的看法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既得者利益，主要是發展商，也包括一些因同區樓價可能上升而受惠的業主；第二類看法建基的是經濟學的原則；第三類建基於法律觀點。反對的聲音則主要來自環保團體、文化教育界、宗教人士和一些小學生，他們擔心拆卸帶來的各種社會成本，以至對後代精神的污染。 多角度思維並不是僅僅將正反觀點舖陳，同時也要把不同群體(性別、年齡、階級和族裔等)的視點帶出，而更重要的恐怕是批判地理解這些不同的觀點，甚至與它們對話。例如，地產商心目中的向股東負責究竟是什意思？股東是活生生的人嗎？全是千口一面？都一定贊成拆卸紅灣半島？有同區的業主知道樓價可能上升，但因為子女在附近的小學就讀而反對拆卸紅灣，倘若新地、新創建的股東也有子女在馬頭涌官立小學就讀，他們也會支持拆卸紅灣嗎？又假若股東同時是環保團體成員、教協幹事、反對浪費的教徒，他們會贊成拆卸紅灣嗎？向股東負責是否就不用同時向社會其他社群負責？地產商是否也同時是一個負責任的公民？又例如社會成本是否只像經濟學家所說的污染？以往建紅灣居屋時所耗費的電力、水、人力是否也是社會成本？對社會的道德價值的負面影響是否也是社會成本？ 批判地理解和對話的結果，除了能跨越既有學科(例如經濟學)的視野，也可以帶出什麼才算是負責任公民的價值討論。探究在香港的具體脈絡下的個人成長。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不少小學生在拆卸紅灣的問題上立場鮮明，指出「有錢不是大晒」；相對而言，一些中五學生則完全接受「金錢掛帥」的「現實」，指出：「如果我是發展商，我想也會這樣做，我們明白社會以利益行先，而且由小朋友至大人都一樣，開公司當然以利益為先，畢竟這關乎飯碗。」(《明報》02-12-2004，A22)這是反映了小學到中學的「個人成長」？在「有錢大晒」的社會脈絡下，如何培養負責任的公民？

寂靜

早上六時，家裡只有我叮叮咚咚的在廚房翻弄著。滾燙的咖啡未能把我從夢中拉扯出來。扭開電視，National Geographic的旅遊頻道，今早到了悉尼。喜歡早上閒逛世界，讓我在超現實開始新的一天。 清晨的寧靜從六時二十五分停止。踏出家門，晨運客從身旁察過，然後，在巴士站，聽到喧鬧聲了。是巴士來回噴氣的聲音，那總叫我煩躁不安。是學生白領趕巴士急速的腳步聲，為什麼早上不可以早一點離家，悠然享受呢﹖最令人焦慮的是巴士上的電視聲與電台早上無謂的問答遊戲。較喜歡往日電台在早上只播歌不談話的日子，現在的主持人與睡眼惺忪的聽眾對答無聊，為什麼不干脆取消節目呢﹖ 然後巴士上人們談話的聲音是不可免的了。自從在公車與雜音混熟以後，我都不介意自己成為雜音的一部份了。每週的第一堂課，我總要放大嗓子，與自我娛樂著的學生抗爭。他們愈大聲，我扯的尖叫也愈高，可是惡性循環又有何用呢﹖問題在我。我不能忍受自己在說話時聽不到自己的聲音啊。真的，有時儘管學生的聲浪分貝還未超出標準，可是他們的竊竊私語已令人分心。唯有提高聲量令自己集中精神。這是何等的愚蠢!

有錢人是怎樣思考的

那天地產商在解釋清拆紅灣半島時這樣說︰「（單位）個廁所大肚婆入唔到，我咁細粒都入唔到，要企在廁所和洗面盆中間，否則關門時會撞到。」他指紅灣的格局不合私樓規格，然後加多句，大意是「建中上價樓，唯有此途」。 巿場是這樣區分窮人與有錢人的。那些原本建給低下層小巿民的居屋，管你是半私樓，也不藉得給你們用好的洗手間。連欣賞靚海景也是一種罪過，窗外美景是留給上等人享用的。如新地副主席郭炳江說﹕「紅灣半島建成居屋是錯誤，就像毒瘤那樣，如果出現了，就須及早糾正。」這樣的景色留給你們窮人﹖好浪費!給小巿民享用的海景根本是毒瘤般的錯誤。總之一句講晒，巿場大晒! 可憐那邊廂的天水圍，擠迫的居住環境成為家庭殺機的溫床。小城的貧富懸殊問題越來越嚴重，城巿管理者的思維將財富當為區分人民所享權利的標準。唯利是圖，在小城貧窮，是命賤，奈何。

See the world from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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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喚公民運動的開展 - 龍應台 (節錄)

呼喚公民運動的開展 - 龍應台 (節錄) 明報 2004/12/1 西九龍在兩周之內已經從文化事件滾雪球成政治事件，考驗文化界的決心，考驗香港政府處理危機的政治智慧，同時考驗香港社會邁向公民社會的潛力。看起來極迫切的，對政府而言是如何「進」而不造成政治風暴，如何「退」又不顏面盡失﹔對文化界而言，是如何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提出具體的替代方案，同時團結各界以及市民﹔對社會大眾而言，是如何辨別何是何非，支持什麼立場又反對什麼立場。作為一個關心香港長遠未來的文化人而言，我只能提供微不足道的台北經驗，給香港朋友做「他山之石」的思考。香港人開闊大氣，容許我多言。 台北市經過十幾年的辯論、研究、籌備，歷經好幾任市長接續的努力之後，在一九九九年終於成立了全台灣第一個文化專責機構﹕台北市文化局。在歐洲離群索居、閉門讀書十三年的我在那一年的秋天踏入了市政府的大門。為台北市的文化發展做了三年三個月又三天的擘畫，我沒有建一座新的高樓，沒有興一個大的工程。上任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倒是一件極不起眼的小事﹕協調財政局普查台北市所有閒置空間。所謂閒置空間，就是所有不在使用中的辦公大樓或官員宿舍或倉庫工廠或監獄學校等等。調查結果出來，有一百多棟這樣的房舍建築。 為了打開台北市與國際文化接軌的通道，我計劃成立全台第一個國際藝術村，地址，就在這一百多個廢棄空間裏去尋尋覓覓，最後相中了台北火車站附近的一座荒廢了五六年的辦公大樓。去勘查時，剛剛下過雨，雨水從屋頂流入室內，地板一片綠色積水，蚊子密密麻麻貼在牆角。 我去看中山北路一棟廢棄了二十二年的「鬼屋」，前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官邸。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之後，大使匆匆離去，這棟曾經政要雲集主導過中美關係的房子由極度的繁華逐漸沉入遺忘，中山北路的車水馬龍已不記得任何故事。公元兩千年我去的時候，庭院的草木猶如叢林濃密，要用開山刀除草才能進入﹔我們穿長靴，怕有二十年未曾驚動的蛇在沉睡。進到當年宴請過尼克遜的客廳，壁爐還在，只是一株樹，虎虎生風從壁爐長出，爬竄到二樓，樹冠破屋頂而出。　 卸下每一塊老磚舊石，做上印記。每一株庭院裏的樹，編上號，再將老屋一點一點恢復過來，花了兩年的時間，六千萬元（新台幣）張忠謀先生的捐款。現在，這棟「鬼屋」有一個小小的誠品書店，無數的人文講座，藝術家和導演們愛泡的咖啡館，還有一個侯孝賢在負責的藝術電影院。對年輕一代的台北人而言，這棟老屋成為新的文化地標，開始寫二十一世紀的感情記憶。但是二十一世紀的感情記憶和他們父輩的記憶是緊密相連的，傳承不斷。 花了三年半的時間一心一意地、一磚一木地修復老建築而完全不興土木，當然不是偶然，不是未經思索的。大多數的政治人物都會選擇「形象工程」，爭取興建嶄新的大樓大廳來做人們「看得見」的「政績」，我並非不知這個道理，但是一個城市不是為了政治人物而存在的，更不會因為工程而偉大。台北的人口如此稠密，土地如此侷促，開闊的空間如此稀少，這個城市所需要的究竟是不斷的「增建」還是一種「減的美學」呢﹖當你有一百多棟建築是低度利用或閒置不用的時候──如果加上中央政府的閒置空間，那個數目就要加好幾倍，你有什麼理由去不斷地增加建築呢﹖　 在擁擠不堪、高樓壓迫的城市裏，「減」的美學必須被認真思考﹔在物質過度充斥的城市裏，「儉」的倫理應該被重新認識﹔在聲光色彩刺激感官到極致的城市裏，「簡」的哲學應該成為一種平衡。　 再說，台北經過五十年日本殖民，經過四十年國民黨的嚴厲統治，經過十幾年的民主動盪、分歧和政爭，是一個正在尋找社會共識，迫切需要建立文化認同的城市。有什麼比老房子、老街老樹老地標，更能喚起人們共同的回憶，更能激動人們共同的情感呢﹖一座老教堂，一個戰時蓄水池，一條石板街，一個雞鴨魚肉混雜、人聲鼎沸的菜市場，一個土裏土氣的小火車站……可以勾起人們最深的記憶，而最深的記憶其實就是鄉土之愛，它可以縫補代溝的裂痕，可以超越政爭的對立。每搶救一棟廢棄的老建築，市民的共同記憶就加一分。每恢復一棟老屋讓它風華再現，市民的文化認同就深一層，對這個城市的感情就多一分。這些看不見的「得分」，不是新的高樓做得到的。 我所以把資源和力氣投擲在修復古蹟和老屋，不僅只是希望納入「減」的美學，「儉」的倫理和「簡」的哲學，更為了讓一個歷史不斷流失、共同記憶薄弱的城市可以實實在在擁抱我們共同的土地、共同的過去。　 當我前瞻城市的未來，也相信，全球化的力道愈大，把世界上每一個城市的面貌都用所謂「現代」的、「進步」的品味給公式化、標準化時，愈「土」的城市反而愈有將來的競爭力。「土」，意味傳統文化的魅力，意味地方獨特的個性，意味「人」的感覺真實醇厚，生活的熱烈和情趣自然而不做作。有一天，當Norman Foster或者庫哈斯或者古根漢姆的分店到處都是的時候，那看起來還帶一點「土」氣與本色的城市反而會成為最有吸引力的城市。　 高樓不是不可以建，發展不是不值得追求，商業不是不可以結合文化，現代化不是不值得嚮往，危險的是將高樓大廈當作唯一的美麗，把發展當作單一的標準，讓商業綁架了文化，將現代化簡單地解釋。 有一天，當香港整個變成「中環」──時代廣場、置地廣場、朗豪坊、Mega Tower消滅了所有的老街窄巷熱鬧的菜市場，相信我，觀光客也興致索然了。他們將湧向澳門，因為澳門還有歷史的痕、古樸可愛的「土」﹔他們將湧向台北——雖然台北的現代化基礎建設落後香港很多，因為台北還有阿公阿婆的雜貨店、坐在榕樹下唱南管的老人家、文學家的故居裏坐滿才氣洋溢的文藝少年、武術館裏舞獅舞龍的壯漢、喝苦茶談天下事的紫藤廬、土裏土氣但是清香撲鼻的青草巷——現代神農採藥人在嘗他的七葉膽……，香港﹖不過一個購物的超級商場罷了——如果它這樣走下去。 你會問，保存老街老巷的「土」香港跟「西九龍」有關係嗎﹖　 有。如果香港要保持它的城市魅力和競爭力，它勢必要先釐清最基本的問題﹕西九龍是否能增添香港的城市魅力﹖如果主要目的是對外觀瞻，那麼十年後、二十年後會吸引國際觀光客的，究竟是灣仔和石塘嘴的老街、石澳的小村，還是眼前財團所規劃的全球化現代都市面貌﹖誰，做過這個前瞻性的研究﹖如果主要目的是對內厚植香港文化，培養創意人才，那麼四個博物館、三個演藝廳究竟如何達到這個目的﹖現存的文化中心只有六成滿座，藝術館博物館參觀人數低得可憐，戲劇欣賞人口十年前是四萬，十年後還是四萬，西九龍再大量開闢設施，是為了誰﹖欣賞人口如何產生，在二○一二年以前如何倍增再倍增﹖誰，在思考軟體和內涵的配套﹖ 這時候，有人說，香港政府是「小政府，大民間」，所以這些規劃政府不需要做。我認為這是對公民社會的誤解。所謂「小政府」指的是，凡是民間有能力做的，政府放手，不與民爭﹔但是民間沒有能力做的，或者對公眾有益但是因為無利可圖而商業機制棄之不顧的，政府就必須扛起責任。民間若有經營管理能力，那麼美術館、展覽廳都可以外判，而且應該外判以培養民間的文化行政和經營能力﹔但是，長遠的文化政策和全面的藝術教育，是香港民間有能力做的嗎﹖是商業財團扛得起來的嗎﹖在這種文化的「基礎建設」面，政府不做是失職的。政府在政策面該「大」，在經營面可「小」，而不是在經營面讓公務員一把抓，做「大政府」，剝奪了民間的參與和成長機會，而在宏觀的政策面卻又自動棄守，說自己是「小政府」。結果就是文化建設拚命往上築高，但地基是空的。西九龍，是不是這樣的建築呢﹖　 西九龍不是不能做，文化設施不是不需要，地產也不是不能輔助文化，問題在於，如果對於基本問題都沒有想清楚沒有答案，四十公頃的城市土地用硬體工程蓋滿，蓋滿之後呢﹖數碼港做好了，貝沙灣的地產變成第一名，香港的「數碼」科技呢﹖ 文化人要成立八百人的監督團體與政府抗衡，建築師學會、營造廠商、立法會議員各有立場，財團在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地方各處使力，傳媒熱切追蹤，針鋒相對，性急者到北京告狀，政府焦頭爛額、進退維谷……已經有人將西九龍爭議與二十三條相提並論，看出它的政治危機。我想說的是，這真是香港最美好的時代﹕今夕何夕，文化竟然成為整個社會的焦點﹔今夕何夕，文化建設竟然成為財團和政府念茲在茲的任務。什麼時候，文化界竟然如此團結，如此迅速，如此高效率﹔什麼時候，市民竟然開始關心香港的文化和它的長遠未來。　 如果說，透過六四集會，香港人是在否定某種意識形態說「不」，透過七一遊行，香港人是在宣示一種肯定的「我在」，那麼此刻對西九龍的辯論、爭吵、角力和鬥智，香港人已經不僅只是在抽象的政治層面模糊地摸索認同，而是在最具體最實在的實踐層面上表達自己對這片土地的認真與在乎。在我眼中，今天香港人對西九龍的關心和抗議，是七一行動之後更進一步的公民成熟。大學生社團應該開始組織「文化關懷小組」去研究西九龍（別忘了中區警署）﹔中學老師可以把西九龍的公開辯論當作公民課的教材，帶學生去聆聽，在課堂裏討論﹔新聞系、文化研究系／所、建築學院、城市規劃系等等可以把西九龍當案例來實習﹔公共行政系可以檢驗政府的決策過程﹔小學老師可以趁機教孩子們認識香港的發展史和建築美學入門……　 如果政府不把文化人的聲音當作「雜音」，不把異議者想成麻煩，而把所有的抗衡行動看做民間力量的養成過程去尊重，把文化人看做自己應該服務的對象去理解，危機或可變成轉機，公民社會運動在香港正式開展，那麼到現在已經有所鬱積的負面情緒都可以轉化為社會進步的正面能量……

公民社會是什麼﹖- 學院這樣說

Civil society refers to the arena of uncoerced collective action around shared interests, purposes and values.

In theory, its institutional forms are distinct from those of the state, family and market, though in practice, the boundaries between state, civil society, family and market are often complex, blurred and negotiated.

Civil society commonly embraces a diversity of spaces, 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forms, varying in their degree of formality, autonomy and power.

Civil societies are often populated by organisations such as registered charities, developme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community groups, women's organisations, faith-based organisations,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trades unions, self-help groups, social movements, business associations, coalitions and advocacy group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 - Center of Civil Society

公民社會是什麼﹖

法政隨筆 明報 梁家傑 2003 / 10 /16 「公民社會」基本上是由政府架構以外、具明顯組織綱領、以特定的議題凝聚其成員或有清楚服務對象的民間團體組成，包括專業團體、教會、宗教組織、商會、工會、慈善機構、人權組織和壓力團體等。活躍的公民社會能有效抗衡政府完全主導人民生活的局面。　 在極權的國度裏，當然不可能有像樣的公民社會。為了方便管治和不願受監察，當權者必然選擇打壓公民社會，使其沒有生存空間。　 另有一些不至極權的統治者，相信人民的聲音太多和太大會對國家發展構成障礙。他們選擇把公民社會邊緣化，對它不瞅不睬。公民社會在這種環境下，也自然不能茁壯成長，要其能成熟和活躍更是不可能的事。二次大戰後的日本就是一個例子。　 在日本，統治權力基本上操縱於原來服侍天皇的政府民官制度、大商業財團和永遠的執政自由民主黨三者手中。政府高官退休後會到財團管業務，財團老闆退下來會加入自由民主黨做黨員。其中關係千絲萬縷，私相授受，互相隱惡護短，形成牢不可破的執政鐵三角。由於沒有公民社會監察，政治醜聞、貪污瀆職等事件時有發生。由於這鐵三角容不下民間獨立的聲音，日本的公民社會一直得不到發展。　 九○年代初，日本的經濟泡沫爆破，民生受損。以前治權三腳凳中，由於不受群眾集體有效監察而存在已久的弊病，終不能再以經濟成果作護身符而一下子完全凸顯出來。當權者也再不能躲在經濟成績的屏障背後，對國民議政和參政的訴求繼續坐視不理。最近十年，日本的公民社會漸漸活躍起來。從前被歸邊和遭忽視的組織和團體漸被接納為肩負人民代表的角色。在此以前由自民黨與官商一起壟斷日本政治局面的形勢也在急速改變。在可見的將來，會由更能容納國民參與政治決策和監察政府的機制取代。　 日本的經驗說明了，只有真正向人民問責、受人民直接監察的政權，才可望保持政府廉潔、貫徹尊重和保障人權。由上而下的權力，能保一時，不保永遠。只有由下而上的授權，才是對抗獨裁、避免腐敗的萬應靈丹。　有了日本的經驗，特區政府不需再猶豫。經濟一度成功如日本，最後也要重回尊重和培植茁壯公民社會的路，以完善其政治體制。最終領導特區政府的，必須由公民社會中能持平的力量擔當。小政府、大社會是當今國際間崇尚的治國模式。活躍的公民社會，是實現這管治模式的不二法門。　 香港的公民社會在法治的框架下已具雛型，只要政府從旁多加一點鼓勵和扶持，要成功落實港人治港，當指日可待。

黃霑是怎樣學習的﹖

城巿筆記 懷念霑叔 梁款 2004-11-29 能夠認識霑叔，是我的福分。五年前一個下午，我辦公室隔鄰的同事敲門，說要給我介紹一位新同學，一看，竟然是黃霑。由上一個世紀開始，我不斷告訴學生香港的演藝明星跟普羅大眾一起成長，他們炮製絢爛，也同時創造了民間集體的感性。 過去四十年，霑叔一直站在演藝事業最前線，歌曲深入廳房，文字穿牆破壁，笑聲響遍環尾，一早已經成了香港普及文化的典範。那一天，跟典範握手，心情很激。霑叔很霑叔地笑過之後，嚴正地向我宣布：「我想來上你的課。」我心暗驚，因為我熟悉的文化研究，大部分屬空中樓閣，在大師面前，勢將無所遁形。想不到，一段令人懷念的交往就此開展。 一個想訪問自己的學人 往後十二個星期，我的課堂多了一個令人側目的學生。側目，因為他是黃霑，側目，更因為以今時今日的學生標準看，他的行徑十分另類：早到遲退，風雨不改，上課堅持形神俱在，不流口水。近幾天看到一些文章，說霑叔老年讀書，只屬打發時間，我斷定那是廢話，因為在我十多年大學講學生涯裏，就以這位黃同學眉頭鎖得最緊、筆記抄得最密、聽到有深度的學術笑話時笑得最厲害。有時霑叔在下課後會跟我飲茶吹水，延伸討論。 我不是霑叔論文的導師，兩人屬零利害關係，因此大家放開面容，有話就說。霑叔對學問驚人地執著，對我上課的言論對的說對（「你說香港本土意識的東西很準確，因為我知道」），錯的說錯（「你教的符號學只講集體規範，不講深層心理，比較粗疏」），存疑的不忌存疑（「究竟Adorno有沒有認真聽過法蘭仙納杜拉的歌？」）。 在開始了自己的研究後，霑叔的社會學功力大有進步。在一次系內研討會，我講做口述歷史的方法，霑叔提出了兩個方法學的問題，我至今仍無法解答。「一、如果你做口述歷史訪問時，發覺你極之不認同被訪者的立場，例如 Twins 的 fan 屎說 Twins 的歌很好聽，你很想發火，應該怎麼辦？二、我做香港樂壇口述歷史，最熟悉這段歷史其中一個人是我，我可不可以訪問我自己？究竟什麼才算是客觀、可靠、準繩，又對人文價值有敏感度的社會研究？」 後來霑叔生病，病好，完成博士論文。今年四月，我們找了霑叔和幾個在文化圈活躍的港大舊生搞了一次閉門小型座談會，談香港文化的前生今世。席上有人說香港沒有自己的梵高，沒有像樣的博物館，根本就談不上有文化。霑叔不厭其煩，重溫文化研究大師 Raymond Williams 對「文化」開明的定義，說文化是一時一地扣連人心的生活方式和體會，其實多說心情，難論高低。與會者再說，香港沒有莫扎特，霑叔立刻扯火：「什麼莫扎特？莫扎特跟我一樣，是一個『鹹濕佬』，莫扎特死後他的音樂才被抬上殿堂，我保證一天我死後，我的音樂會被奉為經典。」一個活得精采的好人座談會結束，大家齊聲驚嘆：「霑叔有火。」 我想，不但有火，而且有情，又有深度，就像他的歌一樣。後來霑叔用他的小房車載我回家，路上我問：「近來身體好嗎？」答：「還可以，行起路來有點氣喘，但交了論文之後氣喘少了。」我記得去年《獅子山下》演唱會上，霑叔推介華仔讀書，說寫博士論文其實很容易，果然是一貫霑叔式的戲言。車到家門，意猶未盡，霑叔相約五四當晚，到佐敦道地痞飯店再續。 那一晚，我們吃了很多，包括對霑叔的痛風症有害無益的豉油皇大蝦和鹵水鵝翼；「吃不完通通包起來給我太太吃，」他說。我們也談了很多：談過去（「我們要認真將菲律賓樂師對香港流行音樂的貢獻寫下歷史」），談現在（「香港只有K壇沒有樂壇」），更多說他未來的大計。 「我的論文幾時出版？哈哈哈，我倒有興趣寫幾冊香港歷代名人的小老婆和大件事。」「香港其實遍地人腦，我想將我搞的那些創意講座更有系統地開班講學。」「我未來幾年的願望是能夠在大江南北巡迴上演由華人精英擔正的世界級音樂劇。」回家路上，霑叔繼續大彈大讚，彈無線電視太多制度，讚亞洲電視沒有制度，因此「什麼都有可能發生」。 分手時，霑叔在他的小房車探頭外望，大聲說：「有什麼需要幫忙，即管找我。」我說：「一定。」開學前，我兌現承諾，找他幫忙為我的「創意工業」課當壓軸嘉賓講者。電話中霑叔說：「現在不能肯定，最近身體變差，要再做化療，這一趟很辛苦。你不要對人說，看十一月時情況如何，可以的話，一定幫你上這一課。」電話中霑叔咳得很厲害。掛線前，他說：「不用擔心，我做人已經很開心，現在每一天都是賺來的。」之後半小時，我在街上呆蕩，不知身在何方。幾個星期後，我給霑叔寄上一張麥兜心意卡，說早日康復。 十一月初，路過他在干德道的家門，心中忐忑。星期三早上，收到噩耗。香港人的福分最近看一齣冷門日劇，劇中主角反覆在問：「為什麼親愛的人過世，會這麼難受？」霑叔不是我的親人，也算不上什麼深交摯友，收到噩耗那一刻，我出奇地平靜，我甚至勸心情惡劣的家人不要傷心。記者朋友找我談霑叔，我說想整理一下記憶，遲些再說。 星期四下午，在大學附近的巴士站候車，順便整理記憶，很快我雙眼發呆，雙腳發抖，巴士在面前飛過，眼淚由面上不停滴下。那一刻，我覺得很難受。霑叔的女兒說她特別喜歡晚年的霑叔，因為他懂得放鬆，人很慈祥。我有幸能在這段時間認識霑叔，親身領受了他的智慧、風趣、慷慨和恩善。我是研究香港文化的學者，我的職責本來是要寫霑叔對香港文化的意義。 這一刻我只想說，香港文化最大的意義在於它曾經容讓霑叔這樣的一個好人，像明星般在我們眼前閃耀，燃起火花，留下遺產。 能夠認識霑叔，是香港人的福分。